我国草原科研多项难题亟待集中力量攻关

 我国草原保护修复工作又一次面临重要机遇期。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修复的若干意见》，提出以完善草原保护修复制度、推进草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线，加强草原保护管理，推进草原生态修复，促进草原合理利用。这意味着我国草原进入加强保护修复新阶段。

我国拥有60亿亩草原，占国土面积的41.7%，草原面积位居世界前列，草原资源丰富。当前，我国草原生态形势依然严峻，草原退化面积大、比重高，草原保护修复任务重、难度大。既要加大草原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提升草原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又要科学合理利用草原，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有机统一，推进我国草原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如中国草原科学院这样坚强有力的草原科技研究机构支撑。

一、我国草原科研实力整体偏弱

　　我国草原科研专门机构设立时间最早可追溯至1957年。当时，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西北畜牧兽医研究所畜牧室分别成立了饲料研究室和牧草组。

　　196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性的草原研究机构。同期，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成立了热带牧草研究中心，开始专门研究南方牧草资源。

　　在省级层面上，草原科研力量相对雄厚的省份建立了专门的草原科研机构，如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四川省草原科学研究院、隶属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的北京草业与环境研究发展中心、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草业研究中心等。

　　“我国草原科研专门机构的建设起步晚、发展慢、数量少，目前主要散布于高等院校、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等少数单位的涉草院所，但尚未形成全国性、系统性、综合性的草原科研机构，这与我国草原大国的地位不匹配。”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魁说。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中心秘书长、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草地资源与利用研究室副主任钱永强说，至今，我国草原科研机构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畜牧业。2010年前，包括草坪草在内的草原科研人员队伍超过3万人，全国有40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成立了草原科学相关研究团队，但之后由于国家财政支撑不够等原因，60%以上的草原科研人员转行。目前，完全从事草原科研的人员应该不足1万人，且存在弱、散、小、新等问题。

　　“总体看，我国草原科研整体实力薄弱，支撑能力严重不足。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是目前仅有的国家级草原科学研究机构，隶属农业农村部管理，仅有120多名科研人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资源信息研究所研究员高志海说。

　　“近年来相继成立的草原（草业）学院大都处于发展初期，尚不能形成一支基础雄厚、实力强劲的科研队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研究员杨晓晖说。

　　二、草原科研“国家队”将大幅提升草原科研支撑能力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草原监管职责划转到新组建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工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草原职能划转，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实践，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草原生态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和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的战略部署。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农业大学草业学院教授马晖玲认为，虽然草原资源保护的“硬件”得到进一步加强，但草原资源保护的“软件”——草原科学研究——却还远远跟不上。因此，成立中国草原科学院，构建以中国草原科学院为核心，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和国家野外观测站为支撑的草原科学研究全国网络体系，分区域布局草原科学院分院很有必要。

　　“以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为基础，吸纳吸收其他相关院所草原科室、课题组人员，以及海内外草原科研人才，组建中国草原科学院，大幅提升国家草原科研支撑能力。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科学技术部等设立扶持中国草原科学院建设及研究的专项资金，在基础设施、实验室平台、科研项目、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重点投入扶持。启动草原重大科技专项，加快草原科学基础理论和关键应用技术研究……”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总工程师、国家牧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白史且建议。

“成立中国草原科学院，一是符合绿色发展和维护我国生态安全的需求。草原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草原生态保护对草原科研有重大需求。二是可以满足我国食品安全及满足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草原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提供了全国1/3的牛羊肉和1/4的奶类产品。但草原多分布于我国北部和西部的高原甚至高寒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大部分草原长期过牧，退化严重，草原生态保护修复与草原利用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加大草原绿色畜产品发展的科研支撑能力，可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重要保障。”高志海说。

　　“成立中国草原科学院，将汇聚农业、林业、生物、生态、环境、法学、经济等方面的多元化人才，破解草原科研基础和应用领域的‘卡脖子’问题，研发或集成草原科研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模式，服务于新时代草原科学化、智慧化、精准化管理的需要。此外，还可以形成‘涉草类大学基础素质培养+草原科学研究院’的专业科研技能培训的人才培养模式，加快我国草原领域创新领军人才培养的步伐。”董世魁说。

　　三、专家为未来成立的草原科研“国家队”建言献策

　　提升国家草原科学研究机构规格，整合草原科研力量，提升草原科研支撑能力等，几乎成为业内共识。不过，除成立中国草原科学院外，也有多位专家对成立国家级草原科学研究机构提出不同方案。

　　高志海说，成立国家级草原科学研究机构，可以通过整合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和2020年成立的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草原研究中心（非法人）等现有科研单位的科研力量，成立行政上隶属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的独立的中国草原科学院。另外，还可以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基础上成立中国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充分利用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现有的良好科技基础设施条件等，以期在短时间内成立科技创新能力强的“草原科研国家队”。

“尽管森林和草原是不同的生态系统，但两者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并没有明晰的界限。大面积的林草过渡带上形成了许多独特的生态系统类型，如疏林草原和灌丛草原等。在以往的研究中，这些生态系统往往被忽略。成立中国林业和草原科学院，形成森林-林草过渡带-草原综合研究体系，将会对我国生态资源的保护、改良和合理科学利用提供强有力的科研支撑。”杨晓晖说。

　　“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职能对应，依托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已建成的完备的基础与应用学科体系进行深度整合，成立中国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或许更切合实际。”钱永强说。

　　四、草原科研领域多项难题亟待集中力量攻关

　　目前，中国草原科学院成立还暂无时间表，但草原科研领域多项难题却亟待解决。

　　钱永强认为，草原保护与生态修复、草原修复草种质资源挖掘与高效利用，是目前最迫切需要攻关的难题。

草地退化是世界性的普遍问题。几乎所有的天然草原和人工草地在利用不当时都可能出现这种现象。

　　钱永强说，我国约90%的可利用天然草地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且每年退化面积还在递增。究其原因，退化草地生态治理依然绕不开草畜兼收的生产性目的。生产导向的草原管理模式导致草原的多功能性丧失，并加快草原退化速度。以生态优先为原则的草地治理是维持草地功能，保障退化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补播草种是退化草原生态修复的重要途径，但播什么草种、播多少草种、草种如何配置等问题至今仍没有明确的依据或标准——目前所用草种仍多为苜蓿、白三叶、黑麦草、苏丹草等地上高生物量的牧草类种子。

　　钱永强说，高生物量意味着高的水肥等营养投入，一旦水肥投入不足，即可诱发草原次级退化。因此，传统牧草种子应用于草原修复已不可行。另外，草原生态修复工程仍缺乏具有显著抗逆性的植物材料。因此，突出草原生态功能，发掘草原极端生境植物材料，应用于退化草原植物恢复，并将放牧作为草原生态系统管理措施，是培育并重塑草原土壤结构，实现退化草原生态修复的根本。目前，对高抗优异草种质资源进行调查、收集与评价等相关工作仍未系统开展，绝大多数草种未形成规模化制种，草种业发展任重道远——应加强顶层设计，面向草原保护修复、困难立地生态治理等重大科技与产业需求，加大在草种质资源挖掘与创新、新品种培育、高产制种、种子加工以及不同场景应用等方面的支持力度，突破草种产业链重要环节的关键技术研发，加速成果集成和落地转化，推进我国草种业尽早实现国产化。

　　杨晓晖提出，应尽快建立动态的以草定畜、以草调畜的放牧管理制度；选育抗性强、饲用价值高、资源利用率高的牧草品种；建立一套科学、快速、易于掌握的草原监测与评估技术体系。

此外，草畜平衡、草原灾害预警与防控等问题也引起业内专家广泛关注。